最近，一份来自大洋彼岸的医学新指南在国内引发不少关注——美国糖尿病协会（ADA）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发布的《2026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》，对亚裔人群的肥胖和超重判定标准作出修订。这对国人意味着什么？新指南有哪些参考价值？为此，我们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、主任医师张鹏。
亚洲人为何天生更“怕”胖
作为筛查和诊断肥胖的常用指标，体质指数（BMI）在全球应用广泛。不同国家和地区会根据本地人群的生理特征和疾病风险，对BMI标准进行本土化调整。例如，中国现行标准为：健康成年人的BMI正常范围为18.5kg/m2≤BMI＜24kg/m2，BMI＜18.5kg/m2为体重过低，24.0kg/m2≤BMI＜28.0kg/m2为超重，BMI≥28.0kg/m2为肥胖。
此次，美国糖尿病协会发布的新指南建议对亚裔人群采用更严格的切点：体重指数BMI≥23kg/m2即可判定为体脂超标；23kg/m2＜BMI＜27.5kg/m2且无中心性肥胖，属于超重；BMI≥27.5kg/m2，或23kg/m2＜BMI＜27.5kg/m2且腰高比≥0.5，或23kg/m2＜BMI＜27.5kg/m2且女性腰围≥80厘米/男性腰围≥90厘米，即可确诊肥胖。
“从趋势上看，新指南的超重切点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基本保持一致，肥胖切点则较我国现行标准更为严格，意在推动防线前移。”张鹏介绍，世界卫生组织此前推荐，亚裔人群BMI≥23kg/m2为超重，BMI≥25kg/m2为肥胖；对非亚裔人群，18.5kg/m2≤BMI＜25kg/m2属于正常范围，25kg/m2≤BMI＜30kg/m2属于超重，BMI≥30kg/m2为肥胖。
为什么亚裔人群的体重判定标准更为严苛？
张鹏解释，除了东亚人的骨架和体型相对较小外，大量研究证实，在同等BMI水平下，亚裔人群体脂率更高，患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显著高于西方人；即使部分亚洲人迁居欧美、改变了生活环境，这种高风险特征依然会延续至后代。
“我国现行的BMI标准制定于上世纪90年代。”张鹏透露，随着国人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发生很大改变，这一标准在学界正面临不少讨论——若继续沿用当前相对宽松的切点，部分BMI在24—27.9kg/m2人群的真实风险可能被低估，错失早期干预窗口。因此，有专家呼吁采用更严格标准，以实现更早预警与干预。
张鹏提醒，在理解BMI标准时，不应将诊断切点绝对化、机械化。例如，新指南以BMI≥27.5kg/m2作为肥胖切点，固然需要关注，但BMI为27.4的人群同样不应被忽视。因为BMI本质上是连续性变量，所有诊断切点都是基于流行病学数据统计得出的“拐点”——在该数值附近，相关疾病发病率会出现较明显的上升趋势，但这仅是统计意义上的参考。人体的健康风险随体重增加而逐渐变化，并非在切点处发生突变。因此，持续监测体重有助于及早采取干预措施，以预防肥胖及其并发症的发生。
BMI正常未必真健康
体重秤上的数字正常，BMI也在正常范围内，就一定代表体重健康吗？
“并非如此。BMI有一个天然缺陷，它无法区分肌肉和脂肪，因此，有一类人常常被忽视——BMI正常甚至偏低，但体脂率超标，通常被称为‘瘦胖子’。”张鹏表示，这种情况在临床并不少见：缺乏锻炼、肌肉流失的老年人，四肢纤细但肚子圆鼓鼓的中年人，或者看着苗条、实则肌肉量严重不足的年轻女性。他们体重不高，却可能已出现代谢风险。
为了让诊断更精准，新指南明确将腰高比等指标纳入诊断体系，明确建议：对于亚裔人群，即使23kg/m2＜BMI＜27.5kg/m2，只要腰高比≥0.5，或女性腰围≥80厘米、男性腰围≥90厘米，即应直接诊断为肥胖。张鹏表示，相比单纯的BMI，腰围和腰高比能更精准地识别腹部脂肪蓄积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向心性肥胖”。这种脂肪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，对代谢危害极大。
据介绍，男性体脂率超过25%、女性超过30%就提示体脂超标，但市面上常见的体脂秤受饮食、饮水、出汗等因素影响很大，因此不用特别在意其具体数值，更建议把它当作一个观察身体变化趋势的工具。
在张鹏看来，新指南的一大亮点在于极大细化了临床评估与肥胖分级，而不仅仅是筛查标准。新指南将肥胖从0级到4级分为5个等级，每一级不仅有清晰的健康风险描述，更对应着糖化血红蛋白、血脂、转氨酶等具体指标范围，甚至连心理评分、身体功能都有量化标准——
0级：虽有体脂超标，但尚无任何健康风险因素或症状。
1级：开始出现亚临床风险，比如临界高血糖，但尚未发展成疾病。
2级：已确诊肥胖相关疾病，如糖尿病、高血压，症状处于中等程度。
3级：导致严重疾病，症状重度。
4级：已导致终末期疾病，症状极其严重。
支撑这套分级系统的，是一套全面的临床评估清单。医生不仅要了解患者的体重史、家族史、心理状况，还要评估其饮食习惯、运动模式、睡眠质量、社会生活环境等，同时全面筛查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血脂异常、脂肪肝、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、骨关节疾病、抑郁焦虑等肥胖合并症。
“肥胖治疗不能像肿瘤治疗那样直接下达严苛指令，因为患者短期内看不到肥胖带来的危险，很难坚决执行，我们需要坐下来‘讨价还价’。”张鹏说，医生给出最优方案A，患者坦承自己能做到的程度，双方经协商达成一个彼此认可的折中方案B。肥胖管理不追求理论上的最优，而是找到患者真正走得通、能坚持的可行之路。
体重管理是贯穿一生的必修课
“新指南明确将肥胖定义为异质性慢性疾病，这为肥胖需要系统、持续的医学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。”张鹏解释，所谓异质性，是指肥胖的病因和临床表现多样，涉及遗传、代谢、心理、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。
普通人具体该怎么做？张鹏介绍，医学界倡导“全人群、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”理念，即像管理血压、血糖一样，将体重管理作为贯穿一生的必修课——
对于消瘦人群（BMI＜18.5），体重管理的目标不是增重，而是增肌，关键在于提升优质蛋白摄入，通过合理锻炼让肌肉变得更强壮。
对于体重正常的人，目标是优化身体成分。在保持体重稳定的基础上，努力追求“肌肉多一点，脂肪少一点”的身体状态，远比维持一个简单的体重数字更有意义。
超重人群必须启动强化的生活方式干预。运动量要在国家推荐标准（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）的基础上，至少增加50%；每日热量摄入则需在正常水平上削减400至600千卡，这是阻止其滑向肥胖症的关键。
对于已经达到肥胖症的人，如果强化生活方式干预3个月仍未见效，就应当机立断寻求医学治疗。其中，轻度肥胖（BMI28—32.5）人群可考虑用药；中度肥胖（BMI32.5—37.5）人群应积极用药；当BMI超过37.5，达到重度肥胖时，药物往往已无能为力，需要手术治疗。
“现实中，极重度肥胖者往往因身体沉重、心理自卑而不愿出门，难以被看见。”张鹏强调，必须纠正社会对肥胖者的根本误解——过度进食和不愿活动，绝非简单的“懒”或“不自律”，而是疾病导致的生物学改变。许多患者的胃长期被撑大，大脑持续处于“饥饿”状态，会不由自主地选择高热量垃圾食品。这是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病理状态，不应受到歧视。只有摘下道德审判的有色眼镜，才能真正帮助这些患者走上科学的减重之路。
“减肥最好一次成功”
“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，对于已经达到肥胖症标准的人来说，‘管住嘴、迈开腿’固然重要，但它只是基础，无法单靠它解决根本问题。”张鹏介绍，人是鲜活的生物体，体重增长并非匀速线性，而更像一场持久拔河——长期僵持后，常会突然被拉过一大截。换言之，体重管理是一个连续、动态的监测过程，不能等到体重发生“跳变”后再仓促补救。
尤其需要警惕的，是那些可能使体重在连续曲线上突然跃升的关键节点：断奶期、青春期、上大学、初入职场、结婚、生育以及女性的围绝经期。在这些内分泌波动剧烈或外界环境剧变的时期，体重最易失去控制。
“当体重处于临界状态时，这本身就是重要的医学警示信号，提醒我们必须及时‘刹车’，不要任由它沿着连续曲线滑向疾病。”张鹏强调。
张鹏曾接诊过一位患者，10年前，患者的初始体重为200斤。10年间，他成功减肥10次，每次减重均超过30斤，但10年后，他的实际体重达到300斤。这个真实案例，令人触目惊心。
“这背后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在作祟。”张鹏解释，患者每次大幅减重，身体都会误以为进入“饥荒危机”，一旦放松管控，体重便迅速反弹，并倾向于储存更多脂肪以备下一次“危机”。更糟糕的是，减重过程中脂肪与宝贵的肌肉同步流失，而反弹时若未进行专门的力量训练，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，尤其是危害极大的内脏脂肪。短期内大量脂肪涌入腹腔，可能使单纯的脂肪肝迅速恶化为肝炎、肝纤维化，也使糖尿病前期直接发展为真正的糖尿病。于是，“越减越重、越减越肥、越减越病”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。
“所以我们强调，减肥最好一次成功，切忌反复。反复减肥反弹对身体的伤害，甚至可能超过肥胖本身。”张鹏提醒，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，采取真正可持续的医学干预措施，而非孤注一掷地依赖短期生活方式管理后又迅速恢复旧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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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减肥药能成功瘦身吗？
张鹏：减肥药仅适用于特定人群的辅助治疗，且存在一定不良反应，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药物效果个体差异明显——有人反应良好，有人收效甚微，不可将其视作“一用就灵”的“减肥神药”。
减肥药一般通过抑制食欲、减少脂肪吸收、延缓胃排空或提高代谢等机制，帮助减少热量摄入，从而实现减重。但它只能辅助“管住嘴”，无法替代“迈开腿”。如果不改变高热量饮食习惯、不配合适度运动，停药后体重极易反弹。
一个普遍的困境是，患者服药期间体重下降，但一旦停药，体重往往会迅速反弹——这是当前药物治疗面临的最大挑战。去年，纽约一项覆盖38万人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，用药3年后，受试者的平均减重幅度不足5%。而在临床上，减重未达5%通常被视为无效减重。这意味着，在现实中，真正靠减肥药实现长期体重控制的人少之又少。
为什么药厂公布的临床试验数据亮眼、现实却如此“骨感”？关键在于，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背后有完整的医疗团队提供全程支持；而回到日常，患者往往独自用药，缺乏专业指导和持续管理，效果自然大打折扣，难以达到宣传中的理想减重幅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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