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妻二人曾是装甲兵，转业后他由正军职变副厅长，退休晚年待遇终于恢复！
1980年春末，省城一栋老办公楼里传来急促的电铃声，值班员递上一封加急电报：总政与中央军委确认，刘毓标行政等级改为7级，立即兑现。七十二岁的老人摘下老花镜，轻轻合上电报，只说了六个字：“等了这么久啊。”屋里几位老战友面面相觑，他们很清楚，这张薄薄的纸背后，是一段拉长了四十三年的坎坷曲线。
追溯到1937年3月，徐州会战进入胶着，台儿庄外围枪声震天。时任某独立团副团长的刘毓标带队坚守交通要道，黄昏时失利被日军俘去。战俘营铁丝网密如林，数十名伤兵挤在泥泞里，他仍以毛巾包裹伤臂，照看战友。地方党组织摸清关押地点后，趁夜突袭，烧毁档案室，策动难友同时起义，刘毓标趁乱冲出重围。事后，八路军总部分三级审查，结论是“战时被俘，已自行脱险，表现坚定”，归队无虞。
战火未熄，个人档案却早已千疮百孔。抗战期间各地部队频繁转移，缴获文件不全，俘虏名册零乱飘散。正因如此，建国后进行大规模审干时，“被俘”二字又一次跳了出来。老档案不能自证清白，成了横亘在他前途上的暗礁。
1941年冬，华中抗大一盏煤油灯下，刘毓标与同为政工干部的年轻女教员完成简朴婚礼。婚书只寥寥数语，另一侧还压着两人用无线电代号互写的信笺。此后几年，他们一路辗转皖南、浙北，枪声中养成心有灵犀的默契。1949年4月南京解放，华东军区准备组建装甲兵，刘毓标被任命为首任政委，夫妇又一次并肩上阵。
那是新中国军队从“铁脚板”迈向摩托化的开端。坦克多凭苏联援助，技术资料全是外文，翻译班里连夜点灯；试驾场上，他与司令员打着手电琢磨离合器行程，女兵们则在教室里给战士补习文化课。所有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钢铁洪流终将翻越长江以南的丘陵。可就在热火朝天之际，一纸电报在1958年2月冬风里递到南京军区装甲兵礼堂门口——精简整编，部分干部转业地方。
“组织安排，我们服从。”刘毓标压低声音告诉妻子，两人对视片刻，默默折好军装放进行李箱。正军职少将，对应8级；到了省里，他的任命却停在副厅长，行政11级，每月工资骤减，专车和给养一夜消失。更尴尬的是，因“历史问题未了”，机关只让他抄写文件，连公章都碰不到。妻子反倒在机械厂一步步做到了组织部长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1965年全国统一行政级别时，转业的他没有被列入调整，职级依旧悬在低位。有人替他抱不平，他淡淡一笑：“账总要算清，急不得。”可这份平静背后，是每日清晨四点起床写回忆录的坚持，他要把自己参与过的每一场战斗、一座训练场、一条坦克履带，都记录下来，留下无可辩驳的佐证。
进入1970年代末，国家启动大规模复查平反工作，大批老干部的旧案被逐一翻检。刘毓标的卷宗摊开在调查组面前，1938年的组织审查原件赫然在目，注明“无叛变事实，可继续使用”。原来，战俘营被毁损的日军纪录，仅留下一行“俘号321”，却被后来几轮审干放大为疑点。调查组循线走访山东老区，找到了当年营救行动的幸存者，这才尘埃落定。
1980年春，批复到达后，省里很快补发了拖欠的差额工资。那天傍晚，几位装甲兵老同事赶来道贺，茶水在杯中氤氲，他只是轻声说道：“事过境迁，咱们还有许多事该写出来。”第二年，他被推选为省政协副主席，更多时间则用来整理自己十几本立功簿和千余页手稿。
1983年，他受邀回到装甲兵学院授课。有学员问：“首长，当年条件那么差，你们凭什么把坦克开到长江以南？”刘毓标停顿片刻，指了指胸口：“靠一股劲。”这句话后来被刻在校园展厅的墙上，许多年后仍被年轻学员当作座右铭。
1994年初冬，刘毓标因心脏衰竭住进医院。弥留之际，夫人把那顶洗得发白的少将军帽放在床头，他点了点头，目光依旧平静。12月上旬，省里以正厅以上规格为他举行告别仪式，礼堂中央摆着一辆缩比坦克模型，旁边是他少年时写下的座右铭：忠诚无价。
在场的老兵们低声议论：一生几经沉浮，最后还是用整座时代的力量，为他补好了档案，也为自己交上了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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